抗战记忆不灭 文化传承不息

　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望烽火岁月，桂林作为中国大后方的重要文化中心，不仅承载着民族危亡时期的文化担当，更是一座用文字与信仰构筑的精神堡垒。80年后，这座曾在抗日战火中迸发文化光芒的城市，仍在出版人的接力中延续着精神传承。

　　近日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广西师大社不忘“开启民智、传承文明”的初心使命，持续挖掘抗战文化资源，推进融合出版实践，将在保存抗战记忆、构建文化认同方面持续发挥作用。

　　坚守桂林抗战出版的文化担当

　　“抗战时期的桂林，是一块文化高地。”汤文辉说，“从1938年到1944年，桂林汇聚了大批文化精英，一座‘抗战文化城’应运而生，成为中国文化界最具生命力的集结地之一，也成为出版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节点。”

　　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艾青……他们或在书页上呐喊，或在讲坛上奔走，以出版为阵地，在战火中传播希望与信念。例如，巴金在桂林创作并出版《火》，控诉侵略暴行；艾青在桂林创作的诗歌《我爱这土地》，一经传诵便成为鼓舞全国的诗篇；茅盾的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在桂林付梓出版，在寒意中传递思想的温度。

　　为了延续这段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广西师大社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版了40多卷、超1000万字的《抗日战争史》。这套书汇集了国内名家研究抗日战争史的精心之作，包括“政治系列”“经济系列”“军事系列”“综合系列”等，其中每种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，既深入透彻，亦全面具体，许多结论、观点都突破了过去学术界的习闻常说。该丛书被列入“八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，曾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。

　　2025年，广西师大社又出版了“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”丛书，丛书系统收录抗战时期桂林的新闻出版、戏剧文学、音乐创作等文化活动，以编年体形式，构建起一幅完整的抗战文化图谱。“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史料，更是一群文化人在民族危机中的选择与坚守。”汤文辉说道。

　　在整理过程中，编辑团队深入档案馆、访问文献捐赠人、比对多方史料，对抗战期间各类文化活动进行细致考订。“有一次我们找到了当年某个剧团的排演记录，上面写着‘无声也呐喊’，那一刻我非常震撼，这就是‘桂林抗战文化城’的真实写照。”他回忆道。

　　此外，广西师大社今年还推出了《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》，将抗战烽火中的一场建筑调查，以3100多张珍贵照片的形式，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　　传播抗战文化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

　　从战火中走来的出版精神，在新时代如何延续？广西师大社给出的答案是：守正不守旧，创新不失本。

　　“我们今天提出的‘开启民智’，本质上是对抗战时期出版精神的延伸。”汤文辉认为，“桂林抗战文化城”的出版人，是以文化启蒙激发民众觉醒、以思想传播凝聚民族意志，而今的出版人，虽然身处和平年代，却依然承担着守护精神价值、回应时代命题的责任。

　　近年来，广西师大社将这份精神内核转化为多个具体实践方向。首先是在出版选题的策划上，坚持“本土深耕、全球视野”。“我们的出版工作必须站在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上，同时放眼世界文明交流。”在他看来，这种“本土表达+世界视野”的路径，与桂林抗战时期出版人向世界发声的努力一脉相承。

　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广西师大社积极推动海外古籍回流工程，如引进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文献，开展深度整理与学术研究。同时，通过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、英国ACC出版社等国际出版机构，搭建起跨文化出版平台。“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出版合作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抗战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。”汤文辉说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广西师大社还积极拓展数字出版路径，围绕“内涵发展、自我裂变”的战略思路，在新媒体时代探索出版新形态。汤文辉表示，今天的出版环境和80年前完全不同，我们既要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的坚韧与使命感，也要在媒介更替中掌握主动权。

　　具体实践中，广西师大社以“出版+科技+文化”的融合理念为牵引，打造了多个数字平台，如“敦煌遗书数据库”“徽州文书数据库”“中华大典数据库”等，均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了知识服务型的新路径。

　　“抗战时期出版人以木刻、油印传播思想，我们今天就以数据、算法传播知识。”在汤文辉看来，当今出版人必须要有技术的敏感与文化的定力，既要拥抱AI、大数据等前沿技术，也要始终将内容价值放在第一位。“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人是在用生命守护文化的火种，我们今天是要用专业、用体系、用产品把这些火种点燃成时代的灯塔。”

　　在学术出版与公共传播间找到平衡

　　在新时代的语境下，出版的形态不断演进，但其精神内核始终如一。汤文辉认为，无论是烽火年代的“文化军队”，还是当代社会的文化传承者，出版人的核心使命从未改变，那就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桥梁、在传统与未来之间建立连接、在文化与人民之间形成共鸣。

　　“我们今天讨论出版人的责任，不只是完成一项工作，更是一种文化担当。”汤文辉说，相较于抗战时期出版人“救亡图存”的紧迫使命，新时代出版人的使命已转向“唤起文化认同、服务国家发展、传播中国精神”。这一使命的时空维度更广、责任边界更宽，但其精神根基与过去一脉相承。面对信息过载与碎片化传播的时代难题，出版人更需回归“内容守门人”的身份，从源头上保障文化产品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。

　　为此，广西师大社高度重视青年出版力量的培养。十几年来，出版社构建了“实战+研究+传承”的人才培养机制，鼓励年轻编辑参与重大战略选题，深入本土文化资源的调研开发；同时通过出版论坛、编辑沙龙、历史文献阅读课等形式，引导年轻人回溯出版史中的文化担当。“只有理解历史，才能真正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而出版。”汤文辉说。

　　谈及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汤文辉表示，广西师大社将继续围绕“文化根脉、学术高度、技术支撑”三大维度推进出版体系建设，在学术出版与公共传播之间找到平衡点，在文化传承与数字转型之间找到生长点，让抗战出版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。

　　“我们始终记得，‘桂林抗战文化城’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，它曾是真实的文化战场。出版人也不是遥远的历史角色，而是今天仍在守望思想与文明的人。”汤文辉坦言，“如果说抗战时期的出版人是在黑暗中点亮火把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光明中继续传递那束最坚定的文化之光。”